艺术中的暴风雨主题引发人们的崇高感

超强的风力和暴烈的雨水一起造就了“暴风雨”（Storm）这一可怖的天然现象，巨大的破坏力往往令人“谈风色变”。不过，若以超名利的视角而论，暴风雨给予人的却是一种共同而深入的审美体会，甚至让人在刹那之间领会某种巨大的东西，并为之深深感动。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文中直言：“美有两种，即崇高感和优美感。……崇高感感动听，优美感则迷迷人。”清楚明了，暴风雨引发人们的正是崇高感。他写道，一座高峰积雪、高耸入云的崇山现象，关于一场狂风暴雨的描绘或者是弥尔顿对阴间疆土的叙说，都激起人们的欢愉，但又充溢着害怕。对此，康德进一步把这一类现象称之为“令人害怕的崇高”。正是这种伴随着某种惊骇之感的欢愉和震颤，让古往今来许多巨大的诗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不管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曲诗，仍是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钢琴奏鸣曲，抑或皮埃尔·奥古斯特·考特（Pierre Auguste Cot）的肖像画，都曾环绕和徜徉着这个令人生畏而又入神的主题。

一

1609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萨默斯（George Summers）爵士带领一队英国殖民者在前往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的途中，遭受了一场严峻的风暴突击，萨默斯爵士不幸遇难，船上幸存的150人被迫在百慕大群岛（Bermuda）登陆，这一具有前史性含义的事情不只初次揭开了百慕大的奥秘面纱，也为莎士比亚创造他的终究一部著作《暴风雨》（The Tempest）供给了创意来历。1611年的万圣节之夜，《暴风雨》首演于英国王宫白厅，获得炽热反应。作为莎翁晚期创造的集大成之作，《暴风雨》融正剧、喜剧、魔幻与实际于一体，结构上遵循古典戏曲的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被誉为莎士比亚的“诗的遗言”，并敞开了英国“荒岛文学”（Desolate Island Literature）的巨大传统，接踵继武的名作有笛福的《鲁宾虚漂流记》（1719）、斯威夫特的《格列佛行记》（1726）、巴兰坦的《珊瑚岛》（1858）、斯蒂文森的《金银岛》（1881）、戈尔丁的《蝇王》（1954）等。

《暴风雨》

故事发生在一座渺无人烟的荒岛上，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Prospero）因痴迷魔法，荒于政务，被野心家弟弟安东尼奥（Antonio）与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Alonso）联合起来夺取了爵位，自己和幼女米兰达（Miranda）两人流落荒岛。普氏依托魔法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仅有的居住者——奇丑无比的土著凯列班（Caliban）。十二年后，趁安东尼奥、阿隆佐等一行人搭船出游时，公爵发挥魔法引发一场暴风雨给予复仇。篡位者在直面逝世的惊骇时才觉悟到生命中有远比金钱和权利更重要的东西，终究找回了迷失的赋性。普洛斯彼罗宽恕了他们的罪行，并把女儿米兰达嫁给了那不勒斯王之子斐迪南（Ferdinand）。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终究导致戏曲性的情节转机和大快人心的结局，可谓典型的莎士比亚风格。

“暴风雨”的主题不只暗射了天然界的暴烈，它特别体现为剧中人物那充溢汹涌纷乱情感的心里国际（因而，莎士比亚用了兼含暗射意味的“Tempest”，而不是“Storm”）。但人类这种热心好像暴风雨在天然界的体现相同，一旦雨后初霁，则奇特地化为宽和、宽恕和安全。莎翁这种基督徒式的宽恕精力映射出其晚年的心境，他想以德报怨，以博爱之眼看待国际。而这悉数，当从年青人开端，不要让仇恨继续下去。当然，莎士比亚戏曲的永存魅力在于其著作的开放性、多义性和包容性，关于《暴风雨》的解读向来也是见仁见智，各取所需。如第五幕榜首场接近宽恕宽和的结局时，公爵女儿米兰达情不自禁地惊呼：

啊，真奇特！

世上竟有这样秀美的人物！

人类有多么美好！啊，英勇的新国际！

竟有如此超卓的人物！

在17世纪观众的视界内，普洛斯彼罗乃是社会谐和、公平正义、王朝连续的标志。在20世纪英国闻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 Huxley）的眼中，《暴风雨》中的孤岛却是恶托邦（Dystopia）的标志，他曾以这段台词中的“英勇的新国际”（brave new world）作为自己反乌托邦小说的书名（现一般译作《美丽新国际》），该书后来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一起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闻名隐喻。而在现代读者看来，普洛斯彼罗在海岛上对土著凯列班的启蒙与操控，用魔法遮盖了社会与政治的权利联系，折射出大英帝国扩张、殖民压榨的行径。300多年后，《暴风雨》的主角普洛斯彼罗从人文主义视界中的启蒙思维家形象，蜕变为大不列颠帝国殖民主义者和君主专制主义者的两层标志，两者巨大的反差也显示了莎翁剧作一向的巨大思维张力和丰厚内在。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奇观之岛”海报

2012年，引人注目的第30届夏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主题为“奇观之岛”（Isles of Wonder），其创意来历正是莎士比亚的晚年创造《暴风雨》。开幕式中，不只要艺人吟唱剧中的台词，舞台上还呈现了草地、郊野、河流，野餐家庭、在村庄草地上运动的人群，以及耕耘的农人，更有布满各种实在动物的青青草场和包含城堡在内的各种典型的英国村庄修建……“伦敦碗”（London Bowl）被打形成一个梦境般的英国村庄。莎翁《暴风雨》的名句“Be not afeard. The isle is full of noises.”（不要怕，这岛上充溢了各种声响）更是被刻在现场悬挂的奥林匹克大钟上。当时，《暴风雨》俨然成了今世英国文明的一个标志和标志，其宽恕、谐和的思维主题成功地完结了含义转化，提醒了全球化语境我国际各民族四海一家的合理化往来愿景。

二

1802年夏，饱尝耳疾困扰的青年贝多芬正阅历着人生中最苦楚的一段时期，在严峻的精力危机的笼罩下，他依然埋首于一部全新的钢琴奏鸣曲的创造。在贝多芬悉数32首钢琴奏鸣曲的创造史甚至其整个巨大的音乐生计中，这首著作都有着里程碑式的含义。它便是D小调第17号钢琴奏鸣曲（Op.31 No.2），既是Op.31的三首奏鸣曲中最出色的著作，更是贝多芬中期生计能量凝集以迈向巅峰的力作。完结这首创造不久，贝多芬的学生兼秘书安东·辛德勒（Anton Schindler）问他这首奏鸣曲的内容是什么，贝多芬说：“你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个简练的答复将跨过近两百年的两部创造紧紧地联合在一起，后世便将这首奏鸣曲题为“暴风雨”（The Tempest），它和“悲怆”（Op.13）、“月光”（Op.27 No.2）、“热心”（Op.57）同为贝多芬最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其包含的巨大的情感张力和延绵美感，即使是1873年柴可夫斯基创造的管弦乐齐鸣的交响诗“暴风雨”（The Storm,Op.76，创造创意相同源于莎翁的《暴风雨》）也相形见绌。

关于一个将音乐（创造）视为一生任务的人而言，听力逐步丧失所带来的冲击简直是毁灭性的。青年贝多芬所面对的是一场令人失望的人生“暴风雨”，在这一特别的布景下，受莎士比亚《暴风雨》的精力颤动和创意启迪而创造的这一奏鸣曲明显有着非比寻常的含义。具有钢铁般毅力的贝多芬正在与命运进行着殊死的角力，这从榜首乐章开篇所包含的深思、激动、疑问三种不同的速度中可见一斑，广板中悬浮的琶音与叹气的低声，就像精力与肉体的坚持，它好像实在再现了贝多芬苦楚而纠结的心路历程。随后，一串梦境安静的音符之后，海上刮起两股妖风，暴风雨呼之欲来，好像公爵普洛斯彼罗的复仇魔法大显神威。在此，比照乐句的追逐，戏曲性敌对的抵触，在双手穿插的演奏之下，一大片急迫不安、十万火急的意象接连不断，令人有窒息之感。

总算，一场狂风暴雨之后迎来了时间短的安静，第二乐章像一首带有梦想性质的夜曲，它慢慢吟出一段庄重寂静的心里之歌，有消声匿迹般的休止中止，带着哲理性的深思。旋律不断地在高音区和低声区上替换呈现，好像心里独白式的自问自答。当然，暴风雨后的甘美是最令人陶醉的，闻名的第三乐章好像一片梦境般的诗意海洋，它自始至终由3/8拍的十六分音符织成（听说一位骑士从他的窗前奔驰而过的均匀节奏和“dada”的马蹄声给了他创意），如波浪永久绵亘不绝挑逗，充溢着舞蹈的律动和人类的热心。通过无穷动式长期弯曲悠扬的活动后，音乐消失在一个单音D上，饱尝伤口的心灵在大天然中得到安慰，潇潇落木下，汩汩中流心。传说有人不信“致爱丽丝”出自贝多芬之手，及至听到这个乐章之后，总算信了。赏罢全曲，咱们好像窥见了贝多芬借莎翁名剧《暴风雨》所展示的一笑泯恩仇的胸襟和境地，而三个乐章皆为奏鸣曲式的斗胆立异更是为乐曲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出色的戏曲性作用，这在古今钢琴奏鸣曲中都是稀有的手笔。

贝多芬《海利根施塔特遗书》（1802）

1802年10月，苦楚已极的贝多芬留下了闻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他写道：“六年以来我的身体多么恶劣……可是我不能对人说：‘大声些，我是聋子’……这感官在我是应该特别比他人优胜……我不致自杀是由于艺术留住了我。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任务悉数完结之前，我觉得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国际。”在与严酷的命运达到宽和之后，贝多芬踏上了通往个人创造生计的巅峰之路，也迈向了人类音乐史的高峰。窃以为，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能够视为他“写给自己的情书”，它在最困难和苦楚的时间给予了自己巨大的情感安慰（特别是二、三乐章），正如罗曼·罗兰言必有中的观念：“这是他，便是他自己！”一起，罗氏还以为“暴风雨”奏鸣曲是“贝多芬在音乐中直接表达思维的最出色的例子之一”，老练时期的贝多芬独具一格地表达了“暴风雨”中的敌对性，这是“无法抑止的急流，粗暴的力气”和“登高望远思维的控制”之间的敌对。

由此，贝多芬借由敞开英豪和浪漫生计的这一奏鸣曲逾越了悲剧性的宿命论。这首著作从充溢奇特、暗淡的急迫感，到美至极限的快感，不由让人想到德国的歌谣和传说——暴风雨后金子与财富从彩虹上落下来，这与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对人类未来的想象和人文主义抱负千篇一律。罗曼·罗兰曾说，莎士比亚是贝多芬最喜欢的诗人，他了解他的著作犹如了解自己的曲谱。音乐与文学的联系是杂乱的，“暴风雨”奏鸣曲未必对应着莎翁的剧作情节（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1925年创造的管弦乐组曲“暴风雨”（The Tempest,Op.109）或许是莎翁同名剧作复原度最高的音乐著作），却无疑是受到了这一戏曲诗创造所包含之精力的极大颤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将莎翁《暴风雨》中的名句“他并没消失什么，不过感触一次海水的变幻，化成了绮丽而珍惜的珍宝”作为自己的墓志铭，想必这也是贝多芬在“暴风雨”钢琴奏鸣曲中所要体现的思维光芒。

三

1880年，一年一度的法国艺术沙龙展在Safa’s House中炽热进行。19世纪70年代之后，印象派绘画呈异军突起之势，成为谈论家和艺术爱好者重视和争议的焦点，出其不意的是，本次沙龙中引发颤动的却是一幅学院派画作，它便是法国闻名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考特创造的肖像画《暴风雨》（The Storm）。作为法国古典主义学院派的代表，考特先后师从多位学院派大师，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W·布格罗——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法国学院派画家。1863年在艺术沙龙锋芒毕露之后，考特的知名度在70年代敏捷上升，并于1874年被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前一年创造的《春色》（1873）已然让他步入国际经典艺术家之列，《暴风雨》则是他晚年最出色的代表作（听说也是他的终究一件著作）。

谈论家们热议和争辩的焦点是画作主题“暴风雨”的文学来历。一派以为可追溯至公元2-3世纪希腊作家朗格斯的田园小说《达芙妮和克洛伊》，故事中两个弃婴达芙妮和克洛伊被牧羊人拉蒙收养后，逐步产生了倾慕之情，他们在阅历了一系列的困难崎岖后，被亲生爸爸妈妈找到。两人决议成婚之际，爸爸妈妈却出头对立，原因是两边布景相差太大——达芙妮身世富有之家（后来还成为“村歌”的创造者），而克洛伊则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所以，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达芙妮和克洛伊为寻觅自在的爱情而私奔，到深山中举办了婚礼。另一派则以为源于18世纪法国小说家伯纳丁·德·圣皮埃尔的小说《保罗和维吉尼》，画中描绘的情侣覆盖着随风翻腾的帷幔奔驰在暴风雨中的主题，契合小说中有名且常被提及的场景：

一天，当我从山顶下来时，见到维吉尼正从花园的一端朝着屋子跑去，她以裙子遮头，为了在雨中得到保护，一起将裙子高举过头。从远处望去，我猜测她是独自一人；可是走近要协助她时，我看见她挽着简直彻底被相同帷幔覆盖住的保罗。他们俩在自己创造的雨伞流亡设备内相互笑着。

时至今日，这一争议仍无结论。即便如此，咱们仍是能够从画作中寻觅蛛丝马迹，来试着探求这一谜题。画面上，考特抓住了情侣在暴风雨中奔驰的一会儿——此际一道闪电破空而来，少年拉起少女的外裙来遮挡风雨，少女的胴体在薄纱内衣下一目了然，两人的步谐和视野谐和一致，充溢默契。但是，两人的表情却呈现出奇妙的差异——少年莞尔一笑，少女却略显惊慌，这与二者举动的谐和构成了明显的比照，而画面上惊人的光线和颜色的比照与烘托——包含暗色的布景和亮色的远景，暗调的男性颜色和亮调的女人颜色，粗暴的男性力气和柔细的女人力气——更加深了这一主题，或许这便是考特所要暗示的东西。依我之见，体现私奔主题的《达芙妮和克洛伊》与画作内容契合度更强，且男女私奔所包蕴的悲凉意象与暴风雨自身所展示的壮美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此，漫天的暴风雨不是莎翁笔下公爵施法的复仇，也不是贝多芬乐曲中心里的奋斗，而成了人类爱情和自在的见证，这也让考特的《暴风雨》成为前史上最经典的肖像画之一。

提到《暴风雨》，就不得不提考特的另一幅创造《春色》（又译作《情侣的秋千》）。1873年，《春色》在巴黎沙龙展览上获得惊人的成功之后，由考特首要赞助人之一的约翰·沃尔夫所保藏。1880年，凯瑟琳·R.沃尔夫在其表亲约翰·沃尔夫的主张指导下向考特委约并保藏了《暴风雨》。两件画作尺幅根本相同，且主题都是关于一对年青的情侣，因而它们被遍及以为是一对共生的画作，前者启发了后者的创造力。《春色》在通过一段递藏后，于1938年忽然消失了。那时，寻觅《春色》成为欧美艺术界和保藏界的一大侦察课题。直到1980年，美国保藏家F·罗斯的女友琼·梅凯尔曼在纽约新租公寓的地下室奇观般地发现了它。两人当即商定，除了隐秘告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外，暂不揭露任何音讯。由于彼时市场上的假《春色》满天飞，真《春色》的再现无人能信。

198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得考特的《暴风雨》，成为纽约市的一大荣耀。十年之后，博物馆正式向罗斯提出租借《春色》，让它与《暴风雨》聚会并一起展出。罗斯以简直免费的条件赞同了这一恳求，并答应博物馆为观众复印《春色》。1996年，在考特的两件著作面世百年后，《春色》和《暴风雨》总算以“姊妹著作”的姿势，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重现于世，并再次颤动了欧美国际。《纽约时报》以骄傲的口吻宣布谈论：“有前后半个多世纪失踪前史的《春色》，总算在咱们纽约再现了。大都会博物馆管理部门说，这是他们建馆以来罕见的最激动听心的时间之一。”一年后，展出合同完毕，罗斯先生把《春色》取回。他坚称《春色》是价值连城，因而不管市场上开什么价，他固执不卖。

皮埃尔·奥古斯特·考特，《春色》（1873），私家藏

多年后的今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仍挂着《暴风雨》，却没有了它的姊妹《春色》的陪同，令人不胜唏嘘。博物馆留下的文字好像是在含着热泪回想一段辉煌灿烂的动听聚会：“这儿曾展出过《春色》，原版复印价格是每张21.95美元。现在，咱们不能为您做《春色》复印服务了。”在我所能想到的古今艺术创造中，只要我国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剩山图》和《无用师卷》（旷世创造《富春山居图》的两部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令人动容的时间短合璧能与之比美。